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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4章 千古一帝（第3页）

朝鲜降，则匈奴之左臂自断，三也。

闽越平，则南越之东陲自定，四也。

且西域既通，南收滇国，北报乌孙，扩地数千里，而东则限于巨壑，欲跨海外而有之，不求蓬莱，将焉取之辽东使方士求仙，一犹西使博望凿空之意耳。

既肆其西封，又欲肆其东封，五也。

惟方士不能得其要领如博望，故屡事尊宠，而不授以将相之权，又屡假不验以诛之。

人谓武帝为方士所欺，而不知方士亦为武帝所欺也！”

汉武帝是一个变法改制并且取得了伟大成功的帝王，是一个雄才大略规模宏远的君主。

他是一个宏扬学术崇尚知识的贤君，也是一个知过能改，虚怀纳谏，任人以贤的明主。

武帝元朔元年的诏书说：

“朕闻天地不变，不成施化；阴阳不变，物不畅茂。”

元朔六年诏书又说：

“五帝不相复礼，三代不同法。”

这表明，直到晚年，他仍在求新求变。

他始终认为，只要情况变了，政策也要变，“非期不同，所急异务也”

。

元光三年，董仲舒上策论三篇，史称“天人三策”

。

武帝亲自召问之曰：

“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寿，或仁或鄙，习闻共号，未烛厥理。

伊欲风流而令行，则轻而奸改，百姓和乐，政事宣昭，何修何饬而膏露降，百谷丰登……德泽洋溢，施平方外，延及群生？”

（大意是：夏商周三代受命的根据何在？天地之间的灾异为什么而发生？人寿的长短、人性的善恶是根源何在？如何教理？怎样才能做到令行禁止、政事祥和、五谷丰登，使天下百姓都生活得快乐幸福？）

他所提出的这些问题，都是一些具有本体性战略性的大问题，充分表明其视野之广阔。

他要求作为哲学家的董仲舒不要就事论事地回答，而要讲出“大道之要、至论之广。”

这说明他对如何治理国家考虑得很远很深。

他所探索思考的不是一时应变之权宜，而是系统的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

他晚年曾对卫青说：

“汉家诸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

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

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

为此者不得不劳民。

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事。”

他认为他所从事的“内兴功利，外事四夷”

政策，都是出于创立制度、为后世留下样板和国家的长治久安考虑。

他承认自己的政策会扰民（“劳民”

）；他并不希望他的后代效法他的扰民政治，他告诚后代必须警惕而避免重蹈秦朝速亡的覆辙。

翦伯赞描述汉武帝云：

“说到汉武帝，会令人想到他是生长得怎样一副严肃的面孔？实际上，汉武帝是一位较活泼、较天真、重感情的人物。

他除了喜欢穷兵黜武以外，还喜欢游历，喜欢音乐，喜欢文学，喜欢神仙。

汉武帝，是军队最英明的统帅，又是海上最经常的游客，皇家乐队最初的创立人，文学家最亲切的朋友，方士们最忠实的信使，特别是他的李夫人最好的丈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