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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使监禁显得是一种补偿。
通过征用犯人的时间,监狱似乎具体地体现了这样的观念:罪行不仅伤害了受害者而且伤害了整个社会。
按日、月和年头计算的,在罪行与时间之间定出量化等式的刑罚,有一种经济一道德的自我证明。
于是,人们就经常听到这种与严格的刑法理论相反的却与惩罚的作用相一致的说法,即坐牢的人是在“还债”
。
在我们这个社会中,用时间来衡量交换是“自然”
的,监禁也同样是“自然”
的。
监狱的自我证明还基于它自身的角色。
它被设想为或被要求成为一种改造人的机构。
当监狱进行监禁、再训练、从而造就驯顺者时,纯粹是稍稍有点强化地模仿了在社会中已有的各种机制。
在这种情况下,监狱怎么会不被人们一下子就接受了呢?监狱很像是一个纪律严明的兵营、一所严格的学校、一个阴暗的工厂。
监狱与它们没有实质上的差别。
这两重基础——法律一经济基础和技术一规训基础——使监狱似乎显得是所有刑罚中最直接和最文明的形式。
而且正是这两重作用使它坚实可靠。
有一点是很清楚的:监狱不是先有剥夺自由的功能,然后再增添了教养的技术功能。
它从一开始就是一种负有附加的教养任务的“合法拘留”
形式,或者说是一种在法律体系中剥夺自由以改造人的机构。
总之,刑事监禁从19世纪初起就包括剥夺自由和对人的改造。
让我们回顾一些历史事实。
在年的法典以及在此前后的一些措施中,监禁从未被混同于纯粹的剥夺自由。
它是或者只能是一种有差别的和最终的机制。
有差别是因为,不论囚犯是已被判刑的还是仅仅受到指控,不论他属于轻微违法还是刑事犯罪,监禁只能采取同样的形式,但是,各种类型的监狱——拘留所、教养院、中央监狱——一应该在原则上或多或少与这些差异相对应,所实行的这种惩罚不仅仅应该在强度上有等级差别,而且在目的上也应各有不同。
因为监狱从一开始就有一个明文规定的宗旨:“刑罚有轻有重,刑法不能允许被判处较轻刑罚的人与被判处较重刑罚的人关在同一个地方,……虽然法律规定的刑罚是以抵罪为主要宗旨,但也希望能使犯人改恶从善”
()。
而这种改造应该是监禁的内在效果之一。
监禁一惩罚需要有相应的监禁机构:“监狱中应井然有序。
这将大大有助于犯人的新生。
恶劣的教养、坏榜样的习染、懒惰造成了犯罪。
那么,就让我们尽量把这一切腐败渊源堵塞住,让健康道德的准则在监狱中畅行无阻。
被强制劳动的犯人会逐渐最终喜欢劳动,当他们获得报酬时,他们将获得劳动的习惯、兴趣和需求。
让他们彼此成为劳动生活的榜样。
劳动生活很快就将变成一种纯洁的生活。
他们很快就会开始对过去有所悔悟。
这是产生责任感的先兆。”
教养改造技术直接形成刑事拘留的制度框架的一个部分。
我们还应回顾一下监狱改革的运动,因为对监狱功能加以控制并不是一种新近出现的现象,而且似乎也不是由于对其失误有某种认识。
监狱“改革”
实际上是与监狱本身共始终的。
可以说它构成了监狱的发展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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